——專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彭森
近日，中辦、國辦印發了《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(2020－2025年)》，賦予深圳更多改革自主權。這份方案被看作中央送給深圳的一個政策“大禮包”。
近日，中辦、國辦印發了《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(2020－2025年)》，賦予深圳更多改革自主權。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、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森日前接受中新社“中國焦點面對面”專訪，對此進行權威解讀。中新社記者 侯宇 攝
“大禮包”中究竟有哪些“禮物”，它將給新時代深圳改革開放再出發帶來什么機遇？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、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森近日接受中新社“中國焦點面對面”專訪，對此進行權威解讀。
訪談實錄如下：
中新社記者：中央去年提出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，這與此前的經濟特區有何不同？深圳在國家宏觀發展層面的定位是否出現變化？
彭森：中央出臺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，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戰略性決定。這意味著深圳特區的改革，特別是市場化改革和更高水平對外開放，開啟了在一個更高目標、更高層次、更高起點上的再出發。
大家都了解，深圳20世紀80年代開始作為經濟特區，是改革的先行者、探路者、試驗田。40年來，深圳人民在黨的領導下，解放思想、開拓進取、埋頭苦干，在經濟體制、科研創新、對外開放、社會治理各方面，取得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和很大成績，已經把深圳初步建設成為一個國際化現代化的創新型城市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中央又進一步提出把深圳建設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，是對深圳提出了一個更高的、全方位的要求。
首先，建設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，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全國還要不斷探索完善。特別是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任務后，誰來做先行者、探路者？中央等于把這個任務進一步交給了深圳。所以，深圳一方面要做好經濟體制的改革開放，做好創新發展，同時在社會治理體系、治理能力現代化方面也要做探索。
深圳人均GDP已經達到3萬美元，相當于國際上一個高收入國家的水平。深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6萬多元人民幣，可能是全國今后15年左右的發展水平。所以深圳完全有必要先行一步研究，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，在更高水平上怎樣就建立中國特色的治理體系、治理能力現代化做出探索。在實現經濟發展的同時，追求民主法治、公平正義，實現共建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新發展格局。我想這是最重要的。
其次，在中國的市場化改革、高水平對外開放方面，深圳還是要做一個先行者、探索者、排頭兵。在這方面，中央對深圳也寄予了更高希望。40年前，深圳就是靠大膽試、大膽闖殺出一條血路來，今天還是這樣。希望深圳在市場化改革方面，按照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央所提出的市場化改革的一系列要求，在前面起到試點、探索、創新的作用，能夠盡快為全國提供一些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。
第三，還有很重要的一點，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，也是中國改革推進方式的一個全新探索。這個問題涉及如何在特區基礎上，進一步賦予深圳一些綜合授權，通過綜合授權方式進行全方位改革探索。
中新社記者：您提到的“綜合授權”最近確實備受關注，到底什么是“綜合授權改革”？方案為何將它定位為“深圳建設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關鍵一招”？
彭森：綜合授權是這次方案的核心，也是最大亮點。深圳特區本身也是一個授權，1980年設立經濟特區就是一個特殊政策、靈活措施。按照鄧小平同志當時講的，“中央可以給些政策，你們自己去搞，殺出一條血路來”。這是一種囑托，也是一種授權。
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、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森日前接受中新社“中國焦點面對面”專訪。中新社記者 侯宇 攝
說到底，當時這種特殊政策、靈活措施，就是中央的很多要求或政策，在深圳特區如果合適就執行，不合適可以采取變通措施。但現在講的綜合授權，就是在全面深化改革、全面依法治國的大環境下，對改革形式做一個全新嘗試和探索。
綜合授權方式是什么方式？具體來講，就是清單式、批量式的申請和批復。對于地方按照中央總體要求，比如深圳在2025年要建成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，到2035年要成為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范例，到2050年要成為競爭力、創新力、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桿城市，要達到這些目標，就要給予充分配套的一些政策和權力。通過這種清單式、批量式的申請和授權，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，把解決一些重大體制機制問題需要的權力真正交給深圳。這樣的話，深圳全面推進市場化改革和更高水平對外開放，就將具有全面的責任和全面的改革自主權。
而且，此次中央批準的實施方案講的是2020年到2025年，并明確將出臺首批綜合授權事項清單。隨著工作進一步開展，可能還會有第二批、第三批，只要是改革中遇到的體制機制障礙，遇到的現行法律法規束縛，需要進一步解決上層建筑、生產關系的一些問題，來為生產力解放開辟道路的，就可以通過清單方式向中央報告。經過適當程序，涉及法律的，經過全國人大進行審批授權；涉及國務院一些權責或國務院規章制度的，由國務院進行授權。這對于進一步完善中央和地方關系，給予地方差別化的改革積極性，是一個重要的、全面的嘗試。
中新社記者：此次綜合改革試點對深圳放權力度很大，一攬子推出了27條改革舉措和40條首批授權事項，尤其涉及一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。中央給予深圳如此大自主權的目的是什么？
彭森：這次綜合改革試點涉及經濟領域、社會領域較多一些，包括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、完善科技創新環境制度、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、完善高水平開放型經濟體制、完善民生服務供給體制、完善生態環境和城市空間治理體制六大領域。
就一個城市來講，無論經濟管理、社會管理領域，特別目前改革主要突破的重點，基本都囊括其中。這六大領域中，我覺得最關鍵的還是第一部分——要素市場化配置。在這之前，4月份中央剛剛發布了《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》，其中對五大要素怎樣加快市場化配置提出了全面的意見。但這些改革要推進，首先還要找一個改革的先行者、示范地、試驗區，選定的還是深圳。在這方面進行先行示范，對帶動全國市場化改革具有決定意義。
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、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森日前接受中新社“中國焦點面對面”專訪。中新社記者 侯宇 攝
中新社記者：同樣涉及大力度授權放權和對外開放，深圳與正在推進的自貿區、自貿港建設有何不同？
彭森：在此之前，大家都比較關注海南自貿港政策，應該說它與深圳的情況不太一樣。海南自貿港側重于在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方面做一些全方位探索，包括結構性的對外開放，和制度性對外開放都會有更大調整。但從海南來講，不要求它所有政策都是可復制可推廣的，而是在海南這個3.5萬平方公里的島嶼之上，通過“自貿島”建設來落實相關政策，實現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制度創新。
深圳則是立足于神州大地，要能夠盡快提供一些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，這是最大的區別。這次中央給予深圳的政策，實際上不比給海南“自貿島”的政策力度差，應該講力度甚至更大，特別是提出了在法律方面做更多授權，鼓勵深圳在新經濟領域加快一些立法創新，這都是非常好的。
資料圖為深圳全城亮燈為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“慶生”。中新社記者 陳文 攝
中新社記者：在國際上，深圳發展是否有可以參照或比對的例子？深圳下一步發展，如何從“世界版圖”上來定位？
彭森：深圳歷經40年發展，從一個小漁村、GDP只有2億元人民幣左右的農業縣，發展到現在這樣一個國際化現代化的創新城市，是人類發展歷史上從沒有過的創新和范例。在國際上，新加坡可以算是一個相對比較類似的情況，但新加坡缺少的是廣大市場腹地，它是一個島國型、城市型的經濟，其外向型經濟高度依賴國際環境。
深圳則背靠廣袤的960萬平方公里祖國市場，有全國的支持和關注，深圳的發展也離不開全國支持，無論人才、資本、科技成果，都是全國集聚到深圳，從各方面給予支持。今后深圳的發展，又會給全國提供新的發展動能、提供新的制度范例。所以，深圳走的是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，是一個具有獨特性的探索歷程，它會成為全人類、全世界現代城市發展的一個典型范例，這一點我毫無疑問。(完)
